〈冷峻與溫熱
—— 色戒，文本與電影對讀〉
莊明懿
引言
張愛玲被人評論為一出現就是風華絕代，她的華美與細膩吸引了很多「張迷」，夏志清教授甚至於《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以專章討論張愛玲，認為她是為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與電影可謂從小就結下不解之緣，她的弟弟張子靜說她從遠方趕回上海，就只為了看一部電影「迷電影迷到這樣的程度，可說是很少見的。但這也說明我姊姊與常人不同的特殊性格。對於天才夢的追尋，他一向就是這樣執著的。」[1]。直到現今，張愛玲的小說魔力仍在，而且常常被改編為電影。李歐梵曾言：「張愛玲的小說散文中都充滿了可視的意象，讀她的小說會使我們情不自禁地把她寫的文字轉變為我們心靈的眼睛中的「視像」，給人以一種特殊的視覺快感。」[2]。2007 年，奧斯卡最佳導演李安，拍攝由張愛玲同名短篇小說改編而成的《色︱戒》發佈，此品一出現，即受到矚目與爭議。當中好壞評價各走兩極，有人批評李安的《色︱戒》所表達的與張愛玲的《色，戒》相違背，也有人認為兩者的指向一致。到底電影《色︱戒》與文本的《色，戒》有何異同?相異的地方又孰好還是壞?
由於電影與小說是屬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載體，前者是用畫面表達，後者是用文字表達，因此不應在藝術上作簡單的比較，故筆者會針對人物與內容的異同作分析，而不作藝術上的比較，不過可以略說一下。藝術方面，筆者認為李安的《色︱戒》與張愛玲的《色，戒》所營造出殺機重重的氣氛風格相似;對人物的衣著、景物、甚至連電影中的海報也是精心細選，而且也作出了合適的改良:例如李安認為湯唯不適合穿綠色的旗袍，就改為電水藍色;李歐梵在《睇色，戒》一書中批評街景建築過於新淨[3]，筆者則認為切合觀眾審美、與電影風格統一、還具有舞台感，跟王佳芝在「現實」中的「演員」身份很是相襯。而意象上也沿用了張愛玲常用的鏡子，大體上風格相似。
對於李安的改編，筆者是于以肯定的。電影與文本有承傳有改編，如果要歸納的話，筆者會認為張愛玲的《色，戒》像一輪冷峻的月色，偶有血色紅霧籠罩；而李安的《色︱戒》就是在這同一背景下，添加一對即將離別的戀人，相視，女子手中的粉紅鑽戒在黑夜中閃爍，在冷峻下多了一份溫熱。
第一章：歷史內容
關於歷史的成份，不論是文本還是電影都有涉獵，不過張愛玲文本的歷史意識是隱的；李安電影的歷史意識是顯的。而且目的也不一樣，張愛玲是以一個歷史大時代的背景下，刻劃男女兩性的性格特質，諷刺意味強；李安則安排反映歷史的鏡頭穿插在不同的電影情節，目的是記錄歷史。
為什麼說《色，戒》的歷史意識是隱的呢?這就關係到《色，戒》的索隱考證，證實整個故事是有其歷史背景的。這個小說故事原型一直被人認為是「鄭蘋如刺丁案」。很多學者都對此進行過分析，例如符立中提出「宋淇版」予以澄清[4]、余斌《〈色，戒〉考》[5]中分析張愛玲拒絕讀者因政治化的索隱或對她個人隱情的究詰，進而將〈色，戒〉「還原」為野史、黑幕小說、蔡登山〈色戒愛玲〉[6]從外緣研究途徑完成對原著的歷史索隱、馬靄媛〈宋淇是〈色，戒〉的共同創作者？──張愛玲〈色，戒〉易稿二十載秘辛曝光〉[7]中，詳細整理張愛玲寫的英文稿〈The Spy Ring〉和她與宋淇私函，書信證實有關〈色，戒〉的題材，張愛玲曾參考丁默邨案，但更多的是宋淇所給的資料。
其次，張愛玲有意以歷史作背景，這在文本內容可以看到。例如小說開首就故意寫出真實的人物，地名：「那時候夫婦倆跟著汪精衛從重慶出來，在香港耽擱了些時。跟汪精衛的人，曾仲鳴已經在河內被暗殺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簡出。」[8]接著又有「抗戰後方與淪陷區都缺貨」、「珍珠港事變后香港陷落」、「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們也有」等等，很隱晦地道出了不少歷史真事，沒有取向，只是借用背景。可是，張愛玲寫〈色，戒〉的最終目的始終不在歷史，從她小說中後來的著墨就知道，也一如她自己所說，時代記念碑的東西她是寫不出的。
至於李安的《色︱戒》，則有明顯而大量的歷史畫面，例如：王佳芝坐在車上看見中國百姓被日軍打，她露出不忍的神情、俄國人排隊拿硬面包，司機為畫面解說、王佳芝回憶來港時，中國軍隊打仗、港大與香港海灣特寫、愛國劇和千人怒吼的場面、三年後王佳芝在上海，人們搬屍體，王佳芝輪米，手指打印、電影中的政治宣傳「亞細亞人（ASIA）」，人們反應厭惡。以上都是筆者在電影中看到有明顯歷史意識的畫面，這些場景在故事的情節推展上都沒有必要性，而且每一場都不是略略帶過，而是清楚記錄過程，甚至以對白引起觀眾去注意。他本人也說過「《色︱戒》是中國人的百年麈埃」[9]，因此筆者認為李安的《色︱戒》帶有記錄歷史的目的。
第二章：愛國意識
到底文本與電影中有沒有宣揚愛國意識的存在？又，文本與電影中，年青人們的暗殺行動到底是一時的衝動，還是愛國的表現呢？以上的問題很重要，因為這是文本與電影中心思想的基調，要解構文本和電影的中心思想，首先要知道兩者到底是諷刺還是支持年青人們。筆者認為，張愛玲的〈色，戒〉基調是諷刺愛國意識和年青人們；而李安的電影則有宣揚愛國意識的情懷，但對劇中年青人們的暗殺動機，則保留了張愛玲的文本思想，即「一時衝動」的諷刺性。
張愛玲的〈色，戒〉中，交代年青人們的暗殺動機：
她倒是演過戲，現在也還是在台上賣命，不過沒人知道，出不了名。
在學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愛國歷史劇。廣州淪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還公演過一次，上座居然還不坏。下了台她興奮得松弛不下來，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還不肯回去，与兩個女同學乘雙層電車游車河。樓上乘客稀少，車身搖搖晃晃在寬闊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燈的廣告，像酒后的涼風一樣醉人。
香港一般人對國事漠不關心的態度也使人憤慨。雖然同學多數家在省城，非常近便，也有流亡學生的心情。有這麼幾個最談得來的就形成了一個小集團。…回來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條美人計，由一個女生去接近易太太－不能說是學生，大都是學生最激烈，他們有戒心。生意人家的少奶奶還差不多，尤其在香港，沒有國家思想。這角色當然由學校劇團的當家花旦擔任。[10]
張愛玲先講述王佳芝演愛國戲的愉快經驗，借此暗諷她在現實中的「戲中戲」，描寫她下台後的興奮與沉醉，暗示她之所以走上這條暗殺路的淺薄。後來一句對香港人的批判「香港一般人對國事漠不關心的態度也使人憤慨」，的確肯定了學生一開始愛國熱情的成分，但隨著暗殺行動性質的變質，原有的正義、民族大義、愛國情懷等「超我」目標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原始的人性。由此可見，張愛玲的愛國觀是超越性的，她不是否定當時的大部份人的愛國熱情，只是熱情過後所剩下的是什麼呢？為愛國有足夠覺悟的人不多，很明顯這些學生並沒有徹底覺悟，而是像學者羅久蓉
所指出的，王佳芝深入敵營不過「憑一時愛國心的衝動」[11]，後來也後悔了。張愛玲就是揭露了這種現實，一如她所言「極端的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易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12]因此，在當時的愛國潮流中，張愛玲並沒有在裡面。
至於李安的《色︱戒》，有論文撰者指出李安的電影有鼓動愛國意識，而學生們是因為熱血愛國而走上暗殺路：
香港大學禮堂裏義氣激昂的演出與台下觀眾群起吶喊的掌聲應和聲，謝幕後的午夜街頭，眾人滿懷豪情地攜手齊唱《畢業歌》：「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表達擔負「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決心，的確洋溢著為國為民的熱情和真誠。……
李安試圖鼓動熟悉的歷史記憶和民族情感的企圖。隨著這股愛國狂熱與革命意識的澎湃，隨之而來的暗殺行動獲得合理化的醞釀實踐……在他們(學生)身上傾注青春熱血的夢想，表現不同於張愛玲的家國觀，改寫張愛玲一貫蒼涼的人性底色。[13]
筆者對以上觀點只有部份贊同，贊同的部份是李安有「試圖鼓動熟悉的歷史記憶和民族情感的企圖」，這方面要回溯上文，李安記錄歷史的同時，是有所取態的，例如王佳芝看到中國人被日軍打，露出不忍的神情、對電影中的政治宣傳人們反應厭惡、愛國劇的人們怒吼等等，都可見李安個人的指向；但電影中的學生們是否有「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決心」？還有李安是否真的有「在他們(學生)身上傾注青春熱血的夢想」？筆者認為論文撰者忽略了許多反映各個學生心理思想的微細情節與對白，實際上李安保留了張愛玲的文本思想，即「一時衝動」的諷刺性，以下將會一一細述。
首先是賴秀金，她在電影中曾經對鄺裕民的合演邀請提出以易卜生「玩偶之家」為劇本，但被鄺裕民說誰還有心情演這些，要演就演愛國劇，她表現訕訕的，之後對王佳芝說「我們女生也不可以落後」；在港大水池邊又說：「只是想到後來什麼也得聽他（鄺裕民）的……」露出不甘的神情；大家決定幹不幹暗殺計畫時，看到了男生們接受，就說「那我們也當然」。可見她的「愛國」是基於不甘讓於男生的想法；話劇演完，在電車上看到了心儀的鄺裕民主動向王佳芝示好，表情妒忌，是應了張愛玲文本中的「也甚至于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馬的時候，就已經有人別具用心了」[14]。因此賴秀金參與暗殺行動並不是有深刻的愛國覺悟。
其次，是王佳芝，電影中她總是用愛的眼光追隨鄺裕民，不論是演劇前，還是決定接受暗殺計畫的時候，因此她是為了鄺裕民而走上這條路。
其三，鄺裕民，他是由於哥哥被殺了，所以變了憤世的青年，為了報仇而豪邁地喊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煽情話，對同學理性的意見作出執意的判斷：「可是我們有誰知道怎樣殺人呀？我們只有在劇裡殺過……」話音未落，鄺裕民就說「等你親眼看見一個漢奸，你就知道怎麼殺，只怕殺得不夠多不夠快！」因憤怨而沖昏頭腦多於覺悟的狀態顯而易見。
至於其他三人，黃磊、梁潤生、還有扮演麥先生的歐陽靈文，都是一時的衝動而參與。黃磊一開始興沖沖為暗殺行動而付錢，租屋、輸麻將、買通副官等等，後期則罵他們令他和父親決裂，可見「愛國」情懷早已被消解；因一再延宕而引發眾人爭執時，梁閏生脫口而出：「再不殺要開學了」，還有他在暗殺計畫進行期間竟跟副官一同光顧妓女，反映他的幼稚和玩樂心態；歐陽靈文在面對易太太時的怯懦亦後映了他的覺悟不夠。
細心了解了學生們的心理狀態後，再看看他們表態參與暗殺計畫時的神情，到底有誰是有覺悟，誰是有思考過的呢？論文撰者認為唱《畢業歌》反映他們的決心，筆者的觀點正正相反。他們唱《畢業歌》的時候是喝醉的，輕快的，不嚴肅的，甚至是說完「明天才來憂國憂民」。這個時候的他們是沉浸在話劇叫座的虛假喜愉當中，突顯了他們的幼稚和淺薄。因此在這一點的諷刺性上，李安和張愛玲是一致的。
第三章：無情與有情
讀張愛玲的〈色，戒〉，會感受到裡面的殘酷與冷峻，情是幾乎不存在的……準確一點而言，對他人的是似情非情(例如王佳芝對鄺裕民，易先生)，對自己(王佳芝自身，易先生自身)的情才是真確的。相反，李安的《色︱戒》則比小說溫熱得多。李安說：「其實張愛玲也是非常缺乏愛的人，我心裡就想：我們拍這個片子，要愛王佳芝，也要愛張愛玲。這樣我心裡比較舒坦一些。」[15]當中擴展了王佳芝、鄺裕民、易先生三人交錯的情，也包含了李安對張愛玲的情，這也是李安在拍攝的過程中痛哭的原因。
小說中的王佳芝與鄺裕民沒有產生愛情；她與易先生之間也並不存在愛情。對於王佳芝與鄺裕民，小說中只有一句：「有一陣子她以為她可能會喜歡鄺裕民，結果后來恨他，恨他跟那些別人一樣。」[16]也沒有描寫兩人之間的互動，可見一切只停留在王佳芝的幻想。至於她和易先生，筆者認為他們雙方都認為對方愛上自己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現實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有著自戀，利己的人格。關於自戀，佛洛伊德提過自戀和利己的概念：
自戀是對利己的原慾補充。……一個人可以是利己的，但同時又是高度自戀的──也就是說，極少需要對象，無論是為了直接的性滿足，或是為了由性需求衍生而來的較高級的熱情，我們有時將此稱為「愛」，以與「肉慾」區分。利己的反面，利他，作為一個概念並不與原慾的對象灌注一致，二者的區別在於利他並不渴求性的滿足。然而，當某個人完全陷入愛情時，利他會與原慾的對象灌注匯合在一起。性對象通常吸收部分自我的自戀於自身，於是便有了所謂對象的「過高評價」。[17]
如果說李安的王佳芝一開始是因為愛鄺裕民才走上了不歸路，那麼張愛玲的王佳芝之所以願意做美人計的主角，是因為舞台的虛榮與自戀，愛國完全是其次，小說裡的「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輝里，連梁閏生都不十分討厭了。大家仿佛看出來，一個個都溜了，就剩下梁閏生。于是戲繼續演下去。」[18]就是最好的證據。由於王佳芝有著自戀的人格，因而認定了易先生會敗在自己的手上，這就是「性對象通常吸收部分自我的自戀於自身」，從而誤會了易先生愛上了自己，而看不清現實。有趣的是，筆者認為易先生也有著同樣自戀的人格，所以最後才誤會了王佳芝是愛他。如果說王佳芝自戀自己的部份是她的外貌，那麼易先生所自戀的就是他的權力。小說中的「他不在看她，臉上的微笑有點悲哀。本來以為想不到中年以后還有這樣的奇遇。當然也是權勢的魔力。那倒還猶可，他的權力與他本人多少是分不開的。對女人，禮也是非送不可的，不過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這么回事，不讓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憮然。」[19]表示了「他的權力與他本人多少是分不開的」，後面又有「布置得這樣周密，卻被美人臨時變計放走了他。她還是真愛他的，是他生平第一個紅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還有這番遇合。……她臨終一定恨他。不過“無毒不丈夫”。不是這樣的男子漢，她也不會愛他。」[20]易先生的利己與自戀個性澎漲到極致，甚至認為王佳芝就是愛他這樣，但他最後並沒有發展為「利他」的行為，在旁人看起來甚至是「面帶喜色」。在他們兩個人各自的幻想當中，讀者只有感到扭曲和冷酷。
相反，李安的《色︱戒》大大加重了情的成份，一開始肯定了王佳芝與鄺裕民之間的戀愛幼苗：
【影片】在叫好又叫座的愛國劇散場後，一行人吃宵夜遊車河，王佳芝仍陶醉於感動的氛圍裡，鄺裕民悄悄地來到她身後，對王說：「謝謝你。」王反問：「為什麼？」兩人眼波流轉，笑而不語。
後來又借三場床戲刻畫了王佳芝和易先生的心理變化，表達二人互相救贖，最後戲假情真。
第一場床戲是王佳芝和易先生第一次上手，各自也達到了各自的目的。表面上王佳芝被虐待得很痛苦，但最後鏡頭給她的特寫，她是笑的。筆者認為這個微笑包含著多重的意義：一，她完成了任務的勝利微笑。二，付于了她的「童貞」的意義，像文本一樣，她認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三，顯示出她當時的心理狀況是抽離的，還沒有投放個人情感。第二場的床戲則是以展示易先生的心理變化為主，反映他由不信任到信任一個人，所以床戲之前安排了一段對話：
【影片】易先生藉說至南京開會，待易太太離開後突然轉回，王佳芝作勢整理行李準備離開，易先生來到房中。王：“你相不相信…我恨你”易：“我相信，三年前不是這樣的”“我恨你”“我說我相信，我已經很久不相信任何人說的話，你再說一次，我相信”“那你一定很寂寞”“可是我還活著”
而床戲由第一次的單向洩慾姿勢，變為相向的姿勢，完事後易先生聽到王佳芝說「給我一間公寓」時，甚至輕撫她的頭，表情是感激她的留下（他一直以為她真的要走）。而此後王佳芝的心理也開始起了變化，開始以個人的感情擔心他會不會有別的女人，甚至對老吳說了一段獨白，都是她快要崩潰的反映：
【影片】你以為這個陷阱是甚麼？我的身子嗎？你當他是誰？他比你們還要懂得戲假情真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體裡鑽，還要像蛇一樣地往我心裡越鑽越深，我得像奴隸一樣地讓他進來。只有「忠誠」地待在這個角色裡面，我才能夠鑽進到他的心裡，每次他都要讓我痛苦地流血哭喊，他才能夠滿意，他才能夠感覺到他自己是活著的，在黑暗裡，只有他知道這一切是真的……
第三場床戲則揭露了他們雙方的恐懼，他們在恐懼中達到了精神的一致。王佳芝一面跟易先生相好，一面看著旁邊的手槍，代表了死亡，也代表了一種選擇。她可以一槍打死他，可是她沒有，反映了她完全崩潰，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她選擇了個人的情感。她用枕頭壓住易先生，讓他感到黑暗的恐懼(因為他怕黑)，最後二人雙雙痛哭，在不用說話的場面中，撫慰了雙方的傷口。
王佳芝在懦弱的鄺裕民身上找不到依靠，可是易先生反而可以給她，不論物質還是精神上的。王佳芝的心慢慢向易先生轉移，在易先生身上找到救贖；而易先生的軟弱和恐懼也得以在王佳芝面前展示，王佳芝作為了他唯一的心靈依靠，同樣得到救贖。
鑽戒是愛情象徵的實體化，在描寫買鑽戒的過程中，張愛玲和李安的處理就很不一樣，同樣反映出李安感性處理文本。店鋪方面，小說中是王佳芝找的，電影中是易先生找的；鑽戒方面，小說裡是買現成的，電影中是王佳芝自己選，而且是訂造的；易先生的反應，小說中是很淡薄，甚至是有點悲哀；電影中的易先生則以欣賞的眼光拿起王佳芝的手看著，還叫她帶著。而出現的次數，在小說中只有一次，在電影中則有兩次。在王佳芝被抓後，鑽戒再次出現在易先生的面前，姓張的說：「你的鑽戒。」可是易先生說「不是我的。」鑽戒被留在桌上晃動，閃閃發光，而他們的愛情就如此匆匆的誕生，又因現實而被匆匆的割捨。
結語
筆者認為，改編小說的電影無必要完全根據原著，正如李安所言，張愛玲的《色，戒》不是他的終點，而是起點。本文從歷史，愛國情懷和人物三方面的主要內容分析了李安的《色︱戒》與張愛玲的《色，戒》的異同，顯示出李安的記錄歷史，對民族情感的個人表達，以及對人物的塑造，所加入情度都較張愛玲的濃，是溫熱的；而在歷史，愛國情懷，和人性方面，張愛玲則在文本透露出較淡然的感情，是冷峻的。冷峻與溫熱之間，可謂兩個不同的故事，但無可否認地，李安的《色︱戒》已是張愛玲小說改編中，最好的一部電影。
全文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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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 Oxfor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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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彭舜譯：《精神分析引論》，（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8 月初刷），
14. 林沛蓁著遊走〈色，戒〉的文字與聲影從張愛玲原著到李安改編(中 華 民 國99/7/22)
國婦女研究 2003 年 12 月號第 11 期），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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